ISO 全球首个生物多样性国际标准解读

    2025年10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ISO 17298：2025 生物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组织的战略和运营－要求与指南》（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清晰的框架，引导各类组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入核心战略与日常运营，从而强化组织对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依赖、影响、风险和机遇的理解。这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已从理念倡导迈向实质操作与体系构建的新阶段。

   《标准》基本特点

    适用范围广泛：《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组织，无论其规模、性质、行业、发展水平或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如何。

    与现有标准高度协同：《标准》与多个主流国际框架或标准衔接和兼容，包括TNFD（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 14001）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

    提供完整可落地的路径：《标准》将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过程分解为多个标准步骤，明确“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让工作有章可循。

    生物多样性方法的核心管理阶段

《标准》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多样性方法的流程，主要管理阶段包括：

• 开展生物多样性方法的背景分析；

• 识别与优先级排序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影响、风险和机遇；

• 形成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 实施、监测与审查；

• 建立沟通与交流渠道；

1. 开展生物多样性方法的背景分析

(1) 界定生物多样性方法的范围

    组织明确生物多样性方法的边界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2) 评审现有政策、倡议与行动

    组织通过梳理和评估现行有效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自愿性或法规强制性政策），为改进环境绩效而开展的生物多样性相关行动等，确定并解决生物多样性方法构建及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需要的支持。同时，应记录所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评估的结果或基线数据。

    组织应关注与生物多样性方法范围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所实施的政策和行动，例如生产场所周边的水生或陆生生态廊道、自有土地附近的保护区、供应商或客户在选定范围边界内发起的举措、推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流程的行业倡议或区域倡议等。

(3) 考虑利益相关方

    组织应确定与生物多样性方法相关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其需求和期望（包括资源的公平共享）。这一工作将确保在构建生物多样性方法的后续各阶段（特别是形成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阶段），能够持续、有效地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

(4) 保持更新

    组织应建立一套流程，以确保其掌握与界定生物多样性方法范围相关的要素，包括法规变更，国际、国家和地方框架，实践经验和可用工具，利益相关方的倡议。

    组织应建立监测机制，以了解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和前沿知识，例如小型组织可以成立环境问题常设工作组或发布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闻快讯。

2.识别与优先级排序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影响、风险和机遇

(1) 识别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性

    组织应识别其生物多样性方法范围内各项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关系。为此，组织可采用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例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其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四类。同时，可利用其所有运营点所在区域、国家和国际性规范性文件、工具及数据库。

    组织应评估其对每项已识别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并明确具体哪些活动或运营依赖于该服务。依赖程度可通过定性（如专家评估：高、中、低）、半定量（如使用1到10的等级值）或定量（如使用数量、重量或经济价值评估）的评估方式进行界定。定性和半定量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实施。

(2) 识别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影响

    组织应识别其生物多样性方法范围内各项活动导致的实际或潜在的重要性影响。

    影响的重要性程度可以通过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法确定。目前已有若干倡议致力于影响评估方法的研究，例如Align项目（自然核算方法对齐倡议）、科学自然目标（SBTN）、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组织应说明其如何整合现有的科学数据和前沿知识以表征影响。

    影响的评估标准可包括以下内容：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或正面影响的规模与范围（如受影响的人数、物种或区域面积）；影响的频次（如在特定经济活动发生时，影响预计发生的规律性和次数）；影响的可能性（如基于对该经济活动的了解，影响发生的确定性水平）；影响的时间（如特定影响将在1年内、1-10年内或10年以上发生）；影响的持续时间（如影响将持续数日、数月或数年）；影响的不可逆性（如影响所导致后果无法逆转的程度）。

    组织在评估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时，应根据影响发生地的最佳可用信息进行考量，因为当地生物多样性状况（如受威胁等级）直接关系到该影响的严重性和不可逆性。同时，组织应优先评估其范围内可能对第三方受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例如，向水体排放废水的组织应关注该水域被其他用户的使用情况，以及水质变化对其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3) 识别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组织应识别、评估因重要依赖关系和重要影响而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可分为三类：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机遇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业务绩效相关，一类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相关。两类机遇并非互斥，例如，组织可开展既能创造价值又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型商业活动。在组织采取措施减轻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时，以及组织为阻止或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业务模式、产品、市场和投资进行战略转型时，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机遇将可能出现。

    组织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时，必须考量其重要程度（例如，基于风险对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定性、半定量或定量风险评估方法，如热力图或情景分析，衡量该风险对组织的重要性）；发生可能性（例如，风险事件发生的确定性水平），并扩展评估其他内容（例如，面对风险时组织的脆弱程度、风险发生的持续时间、组织对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的影响程度）。评估需重点明确其重要影响所发生的或依赖关系所在的地理位置，并在重要程度的评估中综合考量财务影响（例如，收入流、成本基础及潜在资本成本的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资产估值或融资条件改变）。组织同时要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是紧密关联的。最终，组织要通过整合生物多样性风险和机遇至现有管理体系和工具体系中实现有效管理。

(4) 形成优先排序清单

    组织应基于对现有政策、倡议与行动的评审结果、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以及对重大依赖关系、影响、风险和机遇的识别结果，对其生物多样性影响、依赖关系、风险和机遇进行优先级排序，记录使用的优先排序标准。将排序结果以图表形式呈现，可以按照影响、依赖关系、风险和机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产品生命周期、地理位置或组织对其管理的成熟度来表示其重要性。同时，就排序结果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在此过程中确保足够的透明度，以充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3. 形成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1) 明确战略意图

    组织应根据自身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明确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战略意图应体现组织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优先排序，同时需要与组织的行动能力相匹配（例如规模、营业额、场地数量、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通常情况下，战略意图的层级包括：

• “合规”层级（满足利益相关方最迫切的期望）；

• “明智之举”层级（满足客户期望并降低运营成本）；

• “彻底变革”层级（产品线、运营方式、资源管理）；

• “长期生存”层级（积极应对未来的风险和机遇）；

• “创造价值”层级（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商业经济效益）；

(2) 定义具体目标

    组织应制定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应能够体现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并构成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基础。

    具体目标分为“根本目标”和“手段目标”，组织应做好区分。“根本目标”包括但不限于物种保护、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系统服务再生。“手段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模式、治理、活动组织、场地管理（包括土地管理）以及组织的产品供应。

    组织制定的具体目标均应满足以下要求：

• 具体明确；

• 可通过指标衡量；

• 可实现，需考虑组织及利益相关方的能力；

• 相关有效，即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或生态恢复具有实际影响；

• 比例相称，即与生物多样性影响、依赖性、风险和机遇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成比例；

• 时限清晰，并反映生态系统固有的时间尺度；

• 与组织的核心业务战略相符；

• 可被跟踪；

• 向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传达；

• 必要时进行更新；

• 符合缓解层级原则。

(3) 制定行动计划

    组织应制定能够体现其战略意图和具体目标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制定过程需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适宜的参与方式，已确定的影响、依赖关系、风险和机遇的优先排序结果，以及已订立的战略意图和具体目标。

    组织应遵循缓解层级原则，优先采取能够避免负面影响的行动，若无法避免，则应依次采用减少影响的措施、实施恢复和再生的措施。此外，组织可以确定一些与自身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或恢复的行动。

    组织所形成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 具体行动：为实现具体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 整合与协同路径：与其他政策、倡议和行动相结合，整合和实施这些行动的方式；

• 评估方法：评估这些行动有效性的方式；

• 沟通方式：就生物多样性方法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方式。

    对于计划中的每一项行动，组织应描述：将采取的具体措施、符合目标定义的预期成果、所需资源（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源）、负责人、截止日期、成果评估方式。

(4) 设定指标

    组织应为每一项计划中的行动，至少设定一个指标。对于每个已确定的指标，应设定达成目标和实现期限。

    组织设定的指标应具备以下特征：

• 在处理影响（而非依赖关系）时，应被定性为驱动类、压力类、状态类、影响类或响应类指标，此类定性依据可参考DPSIR框架；

• 可衡量；

• 表述清晰，易于理解、解释、呈现和沟通；

• 与行动目标及定义的具体目标相关；

• 适当，且有助于支持决策、行动和持续改进；

(5) 融入本地背景

    对于旨在保护、恢复或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行动，组织可列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倡议及其当前进展阶段。组织应尽最大努力确保自身行动与这些倡议保持一致。组织可通过咨询当地生物多样性专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获益。

4. 实施、监测与审查

    组织应实施、控制并执行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中的各项行动，同时监测这些计划的行动，并保存必要的文档记录以确保行动按计划完成。此外，组织还需确保对所有外包流程和行动进行妥善监控。

(1) 监测指标

    组织应定期记录各项指标的结果，记录周期应针对每个指标具体设定，要与其特定的时间尺度及周期性变化、具体目标的达成日期，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及影响指标结果的行动的时间尺度相适应。

(2) 指标分析

    组织应及早确定监测、测量、分析和评估结果有效性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实施方式；分析和评估监测和测量结果的时间节点；开展监测、测量、分析和评估行动的责任人；验证分析结果和下一步行动应采取内部核查程序还是邀请外部第三方。

(3) 持续改进

    组织应基于预期成果达成情况、指标监测信息、利益相关方背景变化及经营活动发展，以及存在生物多样性方法优化空间、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的情况下，改进其生物多样性方法及行动计划。改进范围可涉及：实施范围，影响、依赖关系、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优先排序，战略意图（仅允许提升）和具体目标。所有更新及其变更理由均须形成文件记录。

5. 建立沟通与交流渠道

    组织在所有介绍或推广自身生物多样性方法的沟通过程中须明确其生物多样性方法的适用范围，并可通过宣传战略意图、目标与成果进行推广；还可将自身方法纳入地方、国家或国际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借助联合行动与经验共享来提升成效，同时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科学界积极推动或支持其生物多样性数据与创新实践的共享。

(1) 内部沟通

    组织应将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传达给所有内部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或组织成员），例如通过内部简报、专项文件或内部活动。还可提高全体员工对生物多样性方法和实施绩效的认识，推动和鼓励员工采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倡议行动，并对该类行为予以表彰。组织的最高内部机构（例如董事会、监管机构）应每年适当地了解生物多样性方法的进展情况。

(2) 外部沟通

    组织应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例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综合报告或非财务绩效声明）中披露其生物多样性方法、进展表现，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和媒介进行沟通，内容可包括重要的影响和依赖关系、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组织可向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客户、供应商和社会组织）传达生物多样性方法，可以促进和鼓励利益相关方采取支持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举措。

    《标准》发布与实施意义

    《标准》的发布，进一步完善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直接回应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地过程中“如何行动”的关键挑战。它首次为各类组织提供了一套“现状分析—评估依赖、影响、风险与机遇—设定目标—执行与改进”的标准化管理路径，旨在系统性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外部倡导议题，转化为组织内部可规划、可管理、可考核的常态化职能。

    该标准作为一套国际公认的行动语言与管理框架，为不同性质的组织创造了差异化的核心价值：

    对政府与监管机构而言，它提供了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可监管、可考核政策工具的技术基石，有助于引导和科学评估企业绩效，提升公共治理的公信力，并为国家履行国际承诺提供可核查的依据。

    对企业而言，它构建了应对监管、供应链及投资者压力的行动框架，能够帮助企业主动识别并量化由生态系统可能引发的运营、合规与市场等核心商业风险，从而将相关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筑牢长期韧性、获取绿色增长、赢得市场优势的战略投资。

    对金融机构而言，它解决了生物多样性“风险不可见、数据不可比”的核心痛点，使金融机构能将自然相关因素实质性纳入信贷审批、投资决策与产品创新，从而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转化为新的客户服务能力与投资竞争力。

    《标准》不仅定义了一套管理路径，更通过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等组织提供共通的管理语言与价值基准，催化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使得生物多样性绩效得以被衡量、比较和整合，从而由软性倡导加速转化为影响资源配置、市场准入与全球治理效能的实质性要素，标志着全球自然治理从政治共识迈向了市场与社会共同驱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