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冲击下的企业破局：风险识别、管理与战略重构

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企业面临的风险格局正在被深刻重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报告显示，全球超过50%的GDP高度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突破传统“环境”范畴，转化为穿透企业运营、财务及法律等方面的多维风险。本文基于全球案例与企业实践，系统解析生物多样性风险与企业联系，并提出管理工具与战略整合路径，为企业应对生态挑战提供理论参照。

生物多样性指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拥有的基因，各物种之间及其与生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次，即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表 生物多样性构成

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传导性，尤其对农林牧渔、医药行业、采矿业、纺织业和旅游业等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行业冲击显著。这些行业生产要素深度嵌入自然环境系统，生物多样性风险从生态向企业运营、财务、法律等维度层层渗透，其负面影响或将威胁企业运营根基。

生物多样性丧失通过破坏关键原材料导致运营中断，引发企业连锁风险。其中，自然依赖型行业原材料多源于动物或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下降会导致原材料产量减少、获取难度增加，企业需投入额外成本建立或替代原有供应渠道，此举不仅推高原料成本，还可能因替代变动产生短期产能缺口；对自然依赖较低的行业中，供应商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能会触发贸易伙伴的风险约束条件，企业需重新投入资源，构建合规供应链，以规避市场份额流失风险。

云南白药（000538.SZ）核心产品关键原料野生滇重楼，被长期过度采挖和生长周期长达7-10年，野生资源濒临枯竭，若原材料断供，将影响核心业务的持续运转。为解决原料问题，云南白药耗费20余年研发，投入超5亿元资金成本，攻克野生滇重楼人工驯化难题，将种子育苗成苗率从不足10%提升至50%，建成全球最大的重楼活体种质资源库，并选育出多个优良品种，同时丰富了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表现已成为资本市场评估高关联行业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一方面，ESG评级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管理能力纳入评估体系，管理薄弱的企业会被排除在“可持续投资白名单”之外，导致潜在融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破坏引发的隐性成本正逐步显现，企业因生态破坏承担的碳配额购买、生态环境修复等支出，正在逐步拉低企业净利润，最终影响以财务表现形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的生物多样性受到财务估值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行业，生物多样性破坏引发的隐性成本将迅速影响到净利润；而科技、服务业等行业虽无直接自然资源消耗，但其间接供应链中若存在生物多样性高风险环节，同样会被资本市场降低估值。

全球生态立法加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道德倡议转为法律强制，我国生态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形成从罚款到刑事责任的多层次约束。其中，《湿地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明确了企业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法律后果，包括高额罚款、刑事责任等。法律风险具有“长尾效应”，企业违法不仅面临直接罚款，还可能被纳入“环境违法失信名单”，丧失市场竞争资格。法律风险的刚性特征，要求企业将生物多样性合规前置至战略决策阶段。

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核心是构建“可识别-可评估-可干预”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将生态影响转化为可量化指标，推动管理模式从“被动合规”向“主动管理”转型。

企业通过整合业务区域的物种分布和生态数据，建立多维度量化指标体系，挖掘生态指标与业务指标的关联关系，通过量化分析，定位生态环境对业务影响的关键作用点，为后续干预措施提供精准方向，实现生态影响从“模糊概念”到“量化数据”的转变，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某跨国企业联合学术机构测算咖啡种植区的传粉昆虫减少率，发现其与咖啡豆产量呈显著负相关，进而推动种植模式向“遮阴农业”转型，这一核算结果不仅量化了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负向影响，更精准定位了需优先干预的区域与环节，为后续管理提供了锚点。

针对生物多样性影响隐藏于供应链隐蔽环节的问题，企业通过“价值链穿透式评估”，全面梳理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生产、销售的全链条，识别各环节潜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节点。基于评估结果建立供应商生态考核体系，剔除高风险合作方，培育符合生态要求的供应链伙伴；同时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商管理，降低供应链整体生态风险，还可依托合规供应链打造差异化产品标签，提升市场竞争力。

例如，蒙草生态（300355.SZ）部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存在盲目过度开发导致土壤退化行为，土壤微生物丧失导致养分循环受阻。蒙草生态通过开展草原修复、矿山修复、荒漠及沙地治理等业务，改善土壤生态多样性，多种因栖息地破坏濒临灭绝的农作物昆虫数量回升，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图 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项目¹

¹ https://www.mengcao.com/

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管理要求企业具备“前瞻性”的评价能力。企业可根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开发的“生物多样性平台”和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提供的生物多样性风险量化评估工具，模拟不同政策、气候与生态保护力度下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演变，避免政策趋严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生态破坏引发的舆论危机，并基于模拟结果调整业务方案，增加生态保护投入、优化项目设计，提前构建风险应对“安全垫”，实现从“事后应对”到“事前预防”的转变。

图 BIA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工具²

² https://bia.hinature.cn/#/

生物多样性管理并非单纯成本负担，而是可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可通过战略、运营、实施三层整合，构建“生态-效益”共生路径。

企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长期发展战略，通过创新业务模式协同生态保护与业务增长。在战略引导下，企业应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生态友好型业务体系，不仅提升生物多样性指标，还能依托生态优势拓展潜在机遇，以目标为导向开发新型产品，实现“保护即发展”的良性循环。

企业应改变“生态补偿仅为成本项”的认知，将生态修复与业务运营结合，挖掘生态保护中的价值增长点。在开展生态修复项目的同时，开发生态转型业务，使生态补偿投入转化为新的利润来源。这种机制既解决了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又为企业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长江中下游某水电站为应对 “破坏鱼类洄游通道”的生态质疑，在附近建设生态鱼道和电动鱼梯，并依托生态景观开发生态旅游、研学教育项目。监测数据显示，中华鲟等珍稀保护动物洄游成功率较此前显著提升；依托修复后的生态景观开发的生态旅游、研学教育相关业务逐年发展，逐渐成为新的利润增长来源，形成“生态补偿-价值转化”的良性机制。

企业可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平台，同时借助专业机构力量，收集整合物种监测数据，搭建生态系统服务数据库。平台不仅能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还能为企业研发提供数据支撑，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研发创新的“实验室”，推动企业在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上协同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亟需深度嵌入企业战略与风险治理框架，其影响已突破单一领域限制，形成覆盖运营韧性、财务估值与合规管理的传导特征。企业需通过管理工具实现风险的“可识别、可评估、可干预”，并通过战略层面的深度融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转化为差异化竞争优势。企业将生态价值内生于商业模式，既能规避生态监管处罚、提升融资可得性，又能依托生态优势开拓新兴市场、增强品牌认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在生态与经济的双向变革中实现长期价值跃升。